皇泽寺

       皇泽寺不仅是国内唯一的武则天祀庙，寺内还保存着开凿于北魏至明清的6窟、41龛、1203躯皇泽寺摩崖造像及其历代碑刻，不仅有极高的文物价值，而且有极高的观赏和研究价值，更被专家们誉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 

       皇泽寺内现保留有大门、则天殿、二圣殿、大佛楼、小南海、吕祖阁、五佛亭、武氏家庙、钟鼓楼等建筑，新建有女皇山庄，宋代墓室浮雕墙。

皇泽寺建筑格局简介

二圣殿

　　跨进皇泽寺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二圣殿，大殿正中，供奉着二圣：唐高宗和武则天。

则天殿

　　二圣殿后，是则天殿。该殿始建于唐，历史上曾称“武后真容殿”、“则天圣后殿”。与一般“民办”寺庙不同，皇泽寺这座由女皇御敕建造的“官办”寺庙内没有“大雄宝殿”，因此，则天殿就是皇泽寺的主殿。  

       则天殿正中，立有一尊国内唯一的“武后真容”石刻像。宋人《九域志》载:武则天当皇帝后，“赐寺刻其真容”。石刻像高1.8米，由整块沙岩雕成，距今已有1300余年。只见这位唐代女皇方额广颈，神态安详，头戴佛门宝冠，身着僧尼衣袍，肩披素帛，项饰珞圈，双手相叠于膝，作法界禅定印。据说，这是武则天晚年之像，虽俨然佛家装束，却颇具人神兼备之气。据介绍，这尊武后真容像在1949年曾遭劫难，被人从香案前推倒地下，将头身分离；1950年人们将其复原时，石像颈部却比原造像短了1.5厘米。加之衣饰彩绘褪色，更显老态龙钟了。所幸到1993年，泰藉华人苟寿生先生捐赠金箔800克，为这尊则天真容像换上了金衣，愈见流金溢彩。殿内还有一尊武则天的石刻画像碑，碑上刻着女皇头戴冕旒，身着王服，云环雾鬓，舞带霓裳，是民国人临摹明代陈鸿恩所著《无双传》中之“金轮遗像”所刻，当是武则天为“王”时的神态。有一首古诗对其赞美道：“绝代佳人绝世雄，衣冠万国冕旒崇；须眉有幸朝宸下，宰辅多才到阁中。六尺遗孤兴浩劫，千秋高视仰丰功；残山剩水留纤影，依旧倾城醉雁鸿。”　　则天殿还陈列有一块广政碑、一块“升仙太子碑”，升仙太子碑是武周圣历二年（699）二月初四，武则天由洛阳赴嵩山封禅，返回时留宿于偃师县缑山升仙太子庙，一时触景生情而撰写并亲为书丹的。碑文表面记述周灵王太子晋升仙故事，实则歌颂武周盛世。笔法婉约流畅，意态纵横。碑额“升仙太子之碑”六字，以“飞白体”书就，笔划中丝丝露白。碑文33行，每行66字，行书和草书相间，接近章草书体。碑文上下款和碑阴的《游仙篇》杂言诗、题名等，分别出自唐代著名书法家薛稷、钟绍京之手。历代书法爱好者都视“升仙太子碑”为书法艺术珍品。　　

       此外，殿内还陈列有宋庆龄1963年为皇泽寺的题词：“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皇泽寺

　　皇泽寺大门北侧，有凤阁、钟楼，南侧则有写《心经》洞、武氏家庙和鼓楼。据说，武士彠出人利州都督后，“招辑叛亡，抚循老弱，为官清廉，政绩卓越，颇得百姓爱戴，故今特建庙以纪之。”武氏家庙内，塑有武则天全家像，正中是武士彠及后妻杨夫人，武士彠的原配是相里氏，死于武德六年，武德七年四月，唐高祖亲自做媒，为其娶继室——隋朝王室宰相杨达之女杨氏，后封为荣国夫人。杨氏与武士彠结婚后，先后生了三个女儿，武则天是杨氏的次女，照此，武则天生于628年也是完全可能的。右侧是武士彠与原配相里氏所生的两个儿子：武元庆和武元爽。左侧是武士彠与与杨夫人所生的三个女儿：长女名顺，字明则，嫁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生贺兰敏之及一女而寡，后封韩国夫人，出入禁中，得幸于高宗，死后又追封郑国夫人。次女名约，字明空，即曌（zhào），即武则天。季女史书没有记录名字，嫁郭孝慎，早卒不显。

　　武氏家庙东南是鼓楼，东北是写《心经》洞。唐代宗初年，颜真卿为利州刺史，曾写《心经》一卷，刻于此处，因此俗称写《心经》洞。写《心经》洞洞区有造像，分布于巨石三面，共计19龛，东面主要雕刻经幢和六道轮回的内容；西面造像常年埋于土中，2005年春在基建过程中被发现，主要内容为三世佛及释迦、多宝佛的题材；南面12号、13号洞窟为武则天的父母武士彠、杨氏开凿，时间为贞观二年（628年），这个时间与武则天出生的第三种说法相符，因此，这两个窟可能是为武则天的出生祈福所开，窟内现存有武氏夫妇礼佛图一组，弥足珍贵。

大佛楼

　　大佛楼又叫大佛石窟，原本无楼，是则天殿侧依山摩崖造像石窟。该楼初建于清代道光年间，后因年久失修已坍塌。现所见之楼，系1980年国家文物局拨款所建之新楼；由著名书法家李半黎先生题书“大佛楼”三字匾额于楼上，故习称“大佛楼”了。大佛窟高7米，宽6米，深3.6米，开凿于唐代中期。主佛阿弥陀佛，立于莲台之上，左手曲举胸前，右手施无畏印，体态雄健魁伟，表情庄严肃穆。叹“文革”劫难，其手指分明断指又植。令吾辈痛惜哉。主佛左右侍立迦叶、阿傩二弟子。迦叶袒右肩，左手执香炉，右手握拳下垂；阿傩左手捻串珠，右手上举，拇指中指相并。外侧观音，大势至二位菩萨，也都刻得眉目清秀，端庄慈祥。左右护法、金刚、力士等造像，惜风雨剥蚀，已面目难辨，但所见一肢一臂，仍旧雄姿英发，形态不凡。这座石窟内刻有一“供养人”像，在全国“佛界”中再也找不出相同的面孔。他身着官服，头戴唐制双翅官帽，双手合掌跪于佛前虔诚祷告，在大佛足下，显得卑微而又渺小。据张大千老先生考证认为，此“供养人”应为被废后的唐中宗李显，因希求复帝，以取悦母后，正为其母祈祷之。另一说法为章怀太子李贤。因李贤曾令范晔诠译《后汉书》，有影射皇权旁落之嫌而得罪于武则天，被废为庶人；后令李贤监造“皇泽寺”时，令石工将自己的像雕于大佛脚下以示忏悔请罪。

皇泽寺

　　中心柱窟位于则天殿之上、大佛楼左侧的中心柱窟（45号窟），为皇泽寺造像年代最早的一处，也是四川地区唯一的中心柱窟。

       中心柱窟又名塔庙窟、支提窟，深2.76米，宽2.6米，窟约13立方米，窟室方形平面，平顶略弧，窟中央立方柱，由窟底直通窟顶，三壁各开一大龛两小龛。中心柱是一根完整的石柱，又是一座造型精美的经塔，由塔基、身、顶三部分组成。第一、二层四面各凿一龛，龛中凿一佛二菩萨三尊像。这些佛龛造像，刻法古拙质朴，坐佛褒衣从正面敞开，下缘垂于台座下；左右侍立菩萨，发作双髻，长裙曳地，阔幅天衣于胸前作V形交叉于双肩成双角若翼。三面石壁上三大龛内，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佛像均身躯颀长，菩萨则面颐丰润，通身无璎珞，造像坚挺有力，富于体积感。三壁上部饰千佛。中心柱窟始凿于，但三大龛内的造像为后代改凿。

宋墓浮雕石刻

　　在皇泽寺馆藏文物中，一组宋墓浮雕石刻无疑是我国宋代石刻艺术中的珍品。  

       这批于1974—1980年间从广元城四周坝子宋墓中出土的浮雕石刻共24块。每块长2米，宽0。8米，均系本地黄砂岩石刻成。根据墓内清理出来的买地卷记载：制作年代当为南宋时期，最晚的一座宋墓距今已有780余年了。　　经过文物工作者精心修葺后，镶嵌在总长28米，高4米，厚0。8米的照壁上。分成《四宿神兽图》、《戏剧演出图》、《大典演奏图》、《男女武士图》、《孝行故事图》、《墓主生活图》、《花卉图》等七大类。供游人观赏。《四宿神兽图》中，有青龙（东）、白虎（西）、朱雀（南）、玄武（北）四兽。相传为威镇四方，避邪荣昌之神兽。《戏剧演出图》和《大曲演奏图》共七幅，图中男伎身着圆领长衫系腰带，头戴软帽或硬翅冠。正手舞足蹈表演着；女伎或挽发髻或扎小辫，或罩长披或着短衫，手执擅板，横笛、竖箫、芦笙、唢呐、三弦、手鼓，腰鼓、扁鼓，马锣、桶鼓等站立演奏着。个个形态各异，生动风趣。  

     《男女武士图》中，人像高约1。45—1。51米，男武士戴头盔，穿虎头铠，手执长钺，浓眉亮目，威武而怒。女武士头戴女冠，身着软甲战袍，手执长钺，眉目传神，肃穆端庄。在我国宋墓出土中尚属唯一发现。《孝行故事图》中，共有五幅，均取材于二十四孝中的“王祥卧冰”，“孟忠哭笋”，“乔庄打柴”，“董永别妻“，“扼虎救父”等孝行故事，意在宣扬孝道，弘扬传统。《墓主生活图》中，有抬轿图，椅轿图，牵马图，庖厨图，夜梦图，念佛图，焚香图等，其中《庖厨图》两幅。有一图中有女仆二人，一女挑水，一女坐灶前用竹筒吹火，灶边有柴禾，锅上放蒸笼六格，生动传神；特别令人见之不忘的是那幅《飞壶酌酒侍宴图》，在一张辅有桌围的桌子上，置执壶、瓜果、食盒等，但无侍者，酒壶悬空，似有“隐身人”在酌酒于杯似的。构思奇巧，引人妙思。此外在《花卉图》中，系石刻牡丹、芍药、莲花，显示墓主的高雅和富贵，极具象征意义。　　

    总之，这批宋墓石刻不仅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而且也是今人研究宋代社会风俗、文化艺术、宗教传统，道德理念等最宝贵的实物资料。

                                    皇泽寺

蚕桑十二事图碑

　　清代嘉庆年间，广元有一县今名曾逢吉。此人乃湖北京山人氏，举人出身，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以军功授昭化县令。赴任后深入民间探索富民之道，号召县民植桑养蚕，颇有政绩。逐渐得出植桑养蚕致富之理。四年后调任广元县令，仍一如既往地倡导栽桑养蚕，并对全县每株桑树遂一造册登记，颁行只能增植，缺一补一，严禁砍伐的县规。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广元县境内所有道路两旁皆桑树成荫，绿色夹道。清道光七（公元1827）年，曾逢吉升任松潘知州，临行前，赶绘了这套极似连环画的石刻《蚕桑十二图》碑，告诫当地百姓及继任县令不要荒废了植桑养蚕造福百姓的事业。　　

   《蚕桑十二事图》碑高1。3米，全长5.8米。首图绘着嫘祖依马小憩，一只蚕虫在一株桑枝上悬丝坠向嫘祖头顶的画面，此图取材于嫘祖与白马的传说。传说上古时代，嫘祖之父是一部落酋长，不幸在一次外出狩猎中与外敌发生战斗，酋长战败被俘；嫘祖得知消息后万分着急，便召集部落众人商计救父之策，并当众许下诺言，谁救回嫘父者，她当嫁他为妻。部众均无良谋。然而酋长家的大白马闻言，却长啸一声脱缰而去，傍晚时分驮回了嫘父。可在以后的几天里，白马不吃不喝，嫘父甚怪。问之众人，嫘祖遂谈及许诺救父配婚之语。嫘父闻言大怒，说：“人畜焉能配婚？”遂斩杀白马，剥皮曝晒于烈日之下。可刚将马皮晒出，突然狂风徒起，马皮与嫘祖被一同卷上天空，尔后一声雷响，嫘祖化为一只蚕虫，悠然从天上悬丝而下，而埋入土中的白马骨骼渐渐长出一株大树，蚕虫悬挂树上，以叶为食，吐丝作茧。这树后人叫它伤心树或桑树，寓意着嫘祖那一段伤心的往事。　　

    蚕桑十二事图碑中《选桑椹》、《种桑》、《树桑》、《条桑》四图，展现了我国清代培植桑树的情景。这些办法仍在今天的植桑活动中被采用着。此外《窝种》《种蚕》《喂蚕》《起眠》《上簇》《分茧》《腌蚕》《缫丝》八图，一一展现了清代人养蚕、缫丝、纺织的全过程。这组石刻图碑的拓片被前国家纺织部和上海丝绸博物馆拓片收藏，成为我国十分珍贵的史料实物和古代科普创作艺术瑰宝。

广政碑

　　在皇泽寺，有两通看似平常，但却十分难得的碑石，这便是后蜀王孟知祥（孟昶）广政22年（公元959 年）所刻的《广政碑》和清乾隆（公元1286年）广元路总管府总事王世明立石的《广元府记碑》。　　

    原广元皇泽寺建筑规模宏大。1954年修筑宝成铁路时，路基从皇泽寺建筑群中心通过，拆毁了许多寺庙古建筑，在开挖路基时，从废墟中发现并出土了《广政碑》。碑文为“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这通碑文，新旧《广元县志》都无刊载。碑文凡二十九行，行存二十六至二十七字，可惜下截残缺，约缺十字左右，文中凡遇“天后”或“后”字必抬头顶格，遇敬语则空三格，对武后备至尊崇。重修新庙的年代距武后之死仅二百五十四年。这碑与唐李商隐《利州江潭作》一诗是郭沫若老考证武则天生于广元的重要依据之史料实物。足见此碑价值非凡也。

广元府记碑

　　另一通碑为《广元府记碑》。碑高2。6米，宽1。38米，厚0。24米。原碑存于旧县衙原址，1974年10 月移入皇泽寺保存。据乾隆年间《广元县志》载：“今上皇帝龙飞之十八年至元丁丑（公元1286年）广元路从学教授章霪撰文广元路总管府知事王世明立石”。碑文中有“……全蜀咽喉，古今要地，山川神秀，而历代设置营建以及官制统属。仰尝求广元之义，其在易则曰广大配天地，其在春秋则谓一为元；今天下一统，其亦广元二字有以闻其先乎？……至元二十六年六月记”。从碑文中可解“广元”名称由来之一说也。这通“广政碑”距今已七百余年，碑刻文字923个，今碑文已无从辩认，所幸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广元县志》录有该碑文，为后人留下了一篇了解广元历史沿革的可贵史料。今天，当人们走进广元皇泽寺，仿佛走进了一座历史的迷宫，艺术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