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碑林

【兰州碑林旅游推荐】兰州碑林是甘肃省兰州市的又一文化胜地。占地35亩，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在高低错落的庭院中，座落着以草圣张芝命名的草圣阁、四百米长的东西碑廓以及碑轩、碑亭、张芝雕、陇右书艺院等。登阁远眺，黄河如带;鸟瞰市区，高楼林立，车流纵横。这里是观赏兰州城市风貌的最佳去处。兰州碑林以地域文化为特色，从书法艺术...

兰州碑林

兰州碑林还陈列着翻刻或收集到的甘肃著名碑刻，有汉和西夏两种文字的西夏碑、汉藏两种文字的大崇教寺碑、汉蒙两种文字的西宁王碑、汉和八思巴文两种文字的镇海寺碑，王仁裕神道碑、弘化公主墓碑、岣嵝碑等。东西碑廊陈列着历代甘肃籍名人作品和历代名人手札。从东汉的草圣张芝，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的梁鹄，西晋索靖，唐代的李世民、李白，一直至明清及以后的胡缵宗、邹应龙、邢澍、张澍、安维峻、刘尔忻、马福祥、梁启超、范振绪等。

兰州碑林的拓片、资料。四楼陈列着陶渊明、林则徐、左宗棠、于右任、张大千、梅兰芳、丰子恺、郭沫若等人的各类作品。五楼陈列着毛泽东的7件书法作品。同时还陈列着孙中山先生的两幅作品，一是那幅很著名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出处的、孙中山写给临洮人黄文中译著《日本民权发达史》的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一幅是1922年写给时任胡景翼部第六支队司令的甘肃天水人邓宝珊先生的一封信。

本来就是伏羲文化的源头，早就广泛流传着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记事的民间传说，也就是这一地区的原始人类最早运用刻画符号，代替结绳记事的创举留在先民们的记忆里。大地湾陶器中的彩绘符号，也就是原始文字和数字符号的雏形，也是这一地区关于伏羲传说的具体物证。如果说，大地湾陶器中的彩绘符号，是汉文字和数字符号的雏形的话，那么礼县秦公大墓出土的秦公鼎以及在此之前于1919年在礼县红河乡王家台出土的秦公簋上见到的古篆铭文，则直接就是汉丈字的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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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统一六国之后实行“车同毂，书同文”，在先秦古篆的基础上简化、规范的秦小篆，在秦小篆的基础上，到汉代又产生了隶书，汉文字才真正定型为以平面方块为特征的文字。秦小篆现：存实物的代表作品是泰山刻石，而现藏于甘肃镇原县文化馆的秦诏’版，为秦始皇(前221)统一全国度量衡的诏书，暂且抛开其它意义不论，单从实物的角度展示秦小篆真正面目，则可以说与泰山刻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作为汉隶精魂摩崖石刻《惠安西表》，也就是俗称的《西狭颂》，与汉中《石门颂》、略阳《郁阁颂》并称为“汉隶三颂”，就在甘肃成县天井山鱼窍峡。

从大地湾陶器—亡的刻画符号到先秦古篆、秦小篆，再到汉隶及东汉“草圣”张芝的章草，兰州碑林所展示的无疑就是汉文字在陇原大地上从最初实用的萌芽状态，到逐步发展为光彩夺目的书法艺术的灿烂辉煌的发展史。

《淳化阁帖》、敦煌写经、秦汉简牍，尤其是敦煌写经和秦汉简牍，是第一次被刻成碑供游人观赏。 《肃府本淳化阁帖》因最得宋拓本的原貌，保存完好，而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部《淳化阁贴》刻石，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宝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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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酷爱书法，灭后蜀、吴越、南唐后，将其宫廷所存书法作品，甚至书法家都全部搜罗到汴京， 同时又屡屡下诏收集历代翰墨，于淳化三年(992)命王羲之后裔——翰林侍书王著选编， 包括篆、隶、草、行、楷各体，编成十卷，收105’家422件，其中，除前五卷为历代作品外，后五卷为王羲之和王献之作品237件。编成后用枣木板摹刻成帖，名《淳化阁帖》，建秘阁珍藏，是宋元以来学习书法的范本，也是研究中国书法史的重要资料。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朱元璋封十四子朱 瑛 为肃庄王，赐宋本《淳化阁帖》一部，以为传世之宝，秘藏内库二百余年，秘不示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金石摹刻家温如玉、张应召师徒来兰州，肃王遂让温张师徒将《淳化阁帖》摹刻，公诸天下，传于后世。前后历时七年，用富平石144方，于天启元年(1621)年竣工，称为《肃王府本》，又因刻成后藏于肃王府尊训阁而称为《尊训阁本》，也称《兰州本》。《肃府本淳化阁帖》刻成后，影响很大，现西安碑林所收的《费甲铸重刻本》，或称《西安本》、《关中本》，即顺治三年(1646)陕西人费甲铸按肃府初拓本所附二十八后跋摹刻。今江苏溧阳县别桥镇虞氏宗祠有据肃府早期摹本摹刻的碑石115方。 《肃府本淳化阁帖》刻成二十年后即遭逢战乱，损坏严重，清顺治十一年(1654)， 由洮岷道陈卓发起，补刻四十余块。康熙十四年(1675)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平凉起兵响应吴三桂叛乱，其部将攻陷兰州后用帖石做马槽。历尽劫难后的《肃府本淳化阁帖》现存刻石141方。

除有众所周知的“石窟之乡”的美誉外，还有“简牍之乡”的之称。甘肃的简牍以出土时间早，数量多，保存好，史料价值高，备受全世界关注。在东起天水，西至敦煌，南至祁连，北达居延的广大地区都发现和出土过秦汉简牍。1906年和1915年，斯坦因两次在敦煌地区发掘汉简789枚，开始了甘肃简牍大规模出土的历史。这批汉简被大学者王国维收于其研究汉简的奠基之作《流沙坠简》中。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汉简10 000余枚，称为“居延汉简”。敦煌和居延汉简、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和故宫明清档案，被誉为20世纪考古学上的“四大发现”。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居延发掘汉简20 000余枚，称为“居延新简”。后来又在敦煌马圈湾遗址、悬泉遗址发掘汉简34 000余枚，在天水放马滩发掘秦简460枚，在武威发掘出土了数量不等的汉代《礼仪》、《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册》、《武威汉代医简》，这些秦汉简牍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不仅为研究秦汉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具有极高的书法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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