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墓

【陈独秀墓旅游推荐】陈独秀墓，墓碑无语，鲜花寄怀。被辟为“安徽省少先队教育基地”、“安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陈独秀墓，在历经风风雨雨、几次修复之后，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

陈独秀墓

陈独秀安葬于安庆市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的一块坡地上。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护栏、墓道构成。墓冢高4米，直径7米，汉白玉贴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两层，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汉白玉栏杆。墓南台阶与长30米、宽6米的墓道相连接。墓的两侧，各排列32株杉树，喻示着陈独秀走过的64个春秋;5棵龙柏松，则代表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或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从墓冢东北方向穿过一条林间小径，约百米处有一简易小院，占地1.2亩，院中二层主楼于1995年始辟为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室。内设5个展厅，由10个标题版面构成，展览使用照片资料153张、文献资料6份、生活用具(家具)16件，其中国家一、二级珍贵历史文物4件。

陈独秀墓历史

1942年5月27日，贫病交加中的陈独秀在江津鹤山坪石墙院逝世，终年63岁。陈独秀死后其家人无钱安葬，是在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及同乡、同学、朋友捐助下，为死者置办了四川香楠木棺材，才临时厝于西门外邓燮康园地(此地后修复为衣冠冢)。当时，墓碑上刻有陈独秀生前好友欧阳竟吾写的“独秀先生之墓”六个字。

1947年陈独秀灵柩于从四川江津迁回家乡后与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合冢。

陈独秀临终前，曾嘱咐三子陈松年:“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

一晃五年过去了。1947年2月，陈松年根据父亲遗言，雇了一只浙江帮船，载了祖母、父亲两具灵柩回到了家乡安徽安庆，并将父亲葬于安庆北门叶家冲(现属十里铺)，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于一冢。这既遂了父亲的遗愿，因为此处与父亲所钟爱的独秀山不远，同时也遂了母亲生不能与丈夫同寝，死能合冢的遗愿，可谓两全之策。

江津陈独秀墓的墓碑不便运输，因此在安庆松年又重新为父亲立了一块碑。这个墓碑很小，正中刻着“先考陈公乾生之墓”八个字。为什么不把“陈独秀”三个字刻上墓碑，而改陈独秀科考时用的“陈乾生”名字?因为在江津办理陈独秀丧事时，国民党曾密令卫戍司令部特派员监视，江津国民党县党部也为安葬陈独秀一事对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纠缠不休。因此，陈松年为安全计，特意在灵柩上刻上了“陈乾生”名字，盖此名知道的人很少。而迁葬安庆后，也是为了墓地的安全，仍用“陈乾生”名字立了个碑。

1953年2月，毛泽东到安庆视察时说:“陈独秀早期对马克思主义是有贡献的。新文化运动他是思想界明星，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指挥的。中期，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陈独秀同样被诬为革命的对立面。但也许就是陈的墓碑上用了“陈乾生”这个名字，谁也不会知道那就是陈独秀的坟墓，而陈独秀的后代也30多年没有去墓前祭扫过。

文化大革命后，陈松年带着子女去扫墓。但墓地已为荒草覆盖，墓碑也无影无踪了。经过多方询访，找到当年抬灵柩的一位老农，认得陈独秀的楠木棺材，这才确认墓址。

1979年10月，陈松年征得当地有关部门同意和资助，以延年、乔年、松年、鹤年四个儿子的名义重修了墓地。新立的墓碑上没有再用“陈乾生”这个名字，改为“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碑后面是一个不大的土堆——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坟。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封冻几十年的陈独秀研究工作开始松动了，陈独秀的墓也开始受到关注。

1982年安庆市政府确定陈独秀墓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因而重修了这座本来毫不起眼的墓冢。新修墓冢坐北朝南，四周用白石条砌了石栏，石栏外围是一条防山水的土沟。墓顶仍是土冢，重新立的墓碑下面刻“陈独秀之墓”五个字，背面则仅有生卒年月，无其他内容。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深入开展，特别是1989年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历史档案公开了，大革命时期陈独秀问题的史实真相大白了，强加给陈独秀的一些罪名也一个个被否定。

1991年新版《毛泽东选集》的陈独秀条目注释，摘除了原版注释中“投降主义”“取消主义”两顶大帽子，肯定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党成立后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199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陈独秀”条目注释中又明确肯定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只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什么“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派取消主义”等统统没有了。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以后，重新修订、审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进一步具体地肯定陈独秀从建党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劳的。明确将陈独秀和李大钊称为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并将他们的照片放在正文的前面，肯定陈独秀在推动国共合作、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反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以及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方面所作的贡献。于是陈独秀墓也逐步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安徽省政府于1998年5月批准陈独秀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对象。同年中央领导对陈独秀父子故居和墓地的问题作了批示，11月中央还派督察员到安庆就批示办理情况进行了专项督察。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计划投资1300万元，对陈独秀墓进行全面修缮，开辟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馆，供后人瞻仰。

现在，陈独秀墓已开辟为独秀园，一条整洁的水泥路直通墓地。墓冢是在原墓的基础上升高扩大，用汉白玉包盖为半球形，墓基是用汉白玉铺砌的两层平台，四周有雕石栏杆，墓前有宽阔的石阶和通道，两米高的黑色花岗岩石碑十分醒目，这已是第五次为陈独秀的墓立碑。碑上刻着“陈独秀先生之墓”七个大字。2001年经保护性维修后，总面积1058.85平方米。

陈独秀生平

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城北的一间别墅里。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

1916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

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俗称“南陈北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街头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入狱。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界、各省函电交驰，要求释放陈独秀。学界有69名署名保释陈独秀，其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学教员;有新派人物，也有旧派人物。对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田桐，也发表函电，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在各方的压力下，陈独秀恢复了自由。胡适在6年后还念念不忘这件事。1925年12月，他在“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事件”发生后写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及此事。

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选举产生)。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大革命中，陈独秀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

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在反革命屠杀中丧生，19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

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

1929年11月，因为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此，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并在8月1日“反帝日”举行示威，而且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对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陈独秀专门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主张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为此，并鉴于陈独秀等人事实上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很快正式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49-555页。)中共中央明确认为，陈独秀等人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评陈独秀的信件》)”，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7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权，开始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反思。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革命后期

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除了来自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原因，他的右倾错误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模范监狱。

抗战时期

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